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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難理解，一般用作刺激消費需求和鼓勵技術創新的財政補貼制度，竟然被“創造性”地適用于企業招工領域——據《中國經營報》9月22日報道，為配合代工巨頭富士康的大規模招工，河南省政府計劃花費億元財政補貼幫助富士康招工。
事實上，對于遍布全國的富士康生產基地而言，河南省并非是唯一對其進行“招工補貼”的政府，今年8月，山西省晉城市為吸納富士康千億元的投資，即對其啟動了逾千萬元的招工補貼，而在富士康江蘇省淮安生產基地，則更是傳出“地方高校強迫學生免費實習，否則不予畢業”的鬧劇。
給予個別企業“招工補貼”（或變相）、將“招商”變為“寵商”，地方政府此舉不僅有違市場經濟的公平法則，更有違反《預算法》的嫌疑。
必須承認，招商引資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標簽之一，既是彌補中國資本短缺、平衡要素資源結構的關鍵手段，又是促進地方政府之間相互競爭、比學趕超的重要指標。而且，就具體實踐而言，招商引資的國策，不僅是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高速發展的核心，亦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相對提高的原因，毫無疑問，置于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，招商引資無疑是具有階段合理性且整體是功大于弊的。
但是，對于當下而言，面對中國經濟新的發展階段，亟須通過制度經濟學的邊際成本分析，對已然形成的固有招商邏輯進行深入反思。而對由招商引資所引發的“招工補貼”等做法，更沒有任何隱晦的必要。
必須正視現實，中國已從改革開放早中期的資本短缺，變成當下資本相對充裕。目前超過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，某種程度上已昭示著中國對外投資的緊迫性已相對超過對內引資。與此同時，中國傳統產業的飽和過剩、資源（人力、土地、水電等）要素成本的大幅提高，亦表明中國引入傳統產業的承載力在降低；而附帶成本在增加。
聚焦到“招工補貼”事件，這主要起因于代工巨頭富士康“龐大的用工需求”，故而其往往將地方政府“協助招工”作為決定投資的要求之一。可是，這卻違背了人力資源市場的自由配置功能，因為富士康無論是薪酬福利，還是用工環境，當下均已誘惑力不再，這從傳統勞動力輸出大省的河南省，亦須通過財政補貼滿足富士康的用工需求即可窺見一斑。而在行政權力干預之下的富士康式招工，不僅明顯違背了人力資源市場自發性的調節功能，更直接弱化了其改善員工待遇（以及工作環境）的動力。
事實上，“招工補貼”僅是中國招商引資亂象頻發的案例之一，除此之外，地方政府為達到招商目的，往往會發生不惜降低環保標準、大幅減少稅費等現象，對此亦值得關注，比如從去年至今，多地因環境污染已經陸續引發了許多不愉快事件。
雖然，以中國地域之大，對于資源（交通、產業政策）不同、經濟發展水平不一的不同地區，在具體招商引資的項目選擇上，存在規模大小、科技含量、環保要求等個性選擇標準，是極為正常之事。但是，在招商引資的邏輯上，卻存在諸多共性之處，這就是求洋（外資）、求大（投資規模大）、求快（見效快）。
錯位招商邏輯延續至今，主要是對招商引資極度重視的歷史所造成，在改革開放早中期，因資本要素的過度短缺，不僅對資本一直存在重引資、輕選資的問題，更將招商引資列為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的關鍵指標之一，在這種格局之下，地方政府主政官員極力強推，甚至不計成本、不計后果地進行招商引資，一方面可以顯性地達到自己的政績訴求，另一方面可以隱性地達到不便言說的利益輸送目的。
對于當下而言，無論是基于自身產業轉型、資源承載能力，還是基于政府職能轉型、民眾與政府的利益協商機制，均亟須對此進行深入反思。我們希望讓市場回歸市場，使不同類型（不同規模）的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，讓政府回歸服務，使其切實減少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；我們更希望政府能夠立足當下資源承載力、資本相對充裕以及產業轉型急迫的現狀，對不計成本、不計后果的招商邏輯進行徹底反思，從而使中國經濟可以進入可持續發展的良性軌道。
